1954年7月，东北师大的首届研究生班提前进行毕业分配，于是我就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也告别家乡，远赴中原，从此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新天地。

离校之前，我去向导师陈连庆告别。陈先生对他说，河南大学是河南的最高学府，历史系有嵇文甫、赵纪彬、朱芳圃、孙海波、孙作云等著名教授。河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金以前的古都，绝大多数都设在这里，文物古迹特别多。所以你能到那里工作，大有发挥潜力的余地。

我听了非常高兴，很快就带着一种既喜悦又期待的亢奋心情到河南大学报到。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所大学已在前一年即1953年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1956年又改名为开封师范学院，1979年再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1984年才又恢复河南大学的校名。当我第一次在开封古城东北隅的铁塔脚下，看到这所大学古雅雄峻、风格奇伟的校门和中西合璧、气势不凡的大礼堂时，顿时就喜欢上了这里。但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1954年的这个夏季开始，自己能在这里一住就是六七十年，将自己的身家寄托于此，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此，直至变成今日的一位耄耋老翁，仍然发挥“余热”于此。

到1976年，我50岁，正是年富力强、学术成熟的好时光。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开始发生巨变，时人号称的“政治春天”在长久的期待中也终于悄然降临。此后数年，我长久的学术积蓄遇上了适合的环境，开始不断释放，陆续在教学和科研上转变成可喜的成果。其一是我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于1979年出版发行，由试用到正式推广，并作为教育部确认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受到各地师生的广泛赞誉。其二是我的首部学术专著《军功爵制试探》，也于次年出版，再加上多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我与学校其他三位教师一起，被河南大学申报，再由国家审核批准，直接由讲师破格擢升为教授。此外在政治生命方面，我也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任命为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主任，继黄元起先生之后，成为新一代的“掌门人”。

我想，作为一个系主任，应该多关注这个学术团体发展中的大事情，即多从发展战略上看问题，而不能让自己陷入琐碎的事务主义泥潭。那么作为一个曾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重镇要继续发展，河南大学历史系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

一是人才极端短缺的问题。

高校的院系，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个学术组织。假如不能储备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优秀师资，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自然就意味着衰败，那所谓的“名校”、“名系”之“名”就无从谈起。所以我清醒地认识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局面并不乐观。“文革”以前，历史系确有一大批学术上的名师大家，曾经撑起一片天空。但经不起十年停课，其间也没有正常招生，老一代的先生或者自然凋零，或者拖着残病之躯无法再上讲台，而像我这样的中年学者数量也不多，后继乏人，师资极端短缺。大概是1978年春天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学校的党委书记韩靖琦。韩书记问：“绍侯呀，听说历史系要垮了吧？”我说：“咋会垮了？”韩说：“这还不明显摆着嘛！老教师不能上课了，新生力量还没能培养出来，历史系还能不垮？”我略做思索以后说：“你若是给我们政策，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年以后历史系的局面就会扭转过来。”韩说：“你这个主意不错，我们研究研究。”这个主意其实是我根据当年东北师大培养我们这些研究生的经验“嫁接”过来的。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开始评定学位授权点，正式允许地方院校招收研究生，但那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学校领导和我们都感觉时不我待，只能自己先闯了。

过不几天，回复来了，学校党委研究过了，意见是先让历史、中文两个系招收研究生。结果三年以后，仅历史系就培养出了二十多位研究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留校任教，系里的很多本科课程就都由这些刚毕业的新研究生接手，师资青黄不接的局面基本改观。当然，这些自主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后，最初没有硕士学位，但因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已经取得了国家首批中国史的硕士学位授予权，这些研究生的学位证经过一系列的申请、评审等正常程序，后来也都给补发了。

当时解决人才问题的另一渠道，是直接从一些名校的本科毕业生中遴选和引进而来。文革后期北京等地高校的毕业生分配极不正常，许多人沦落到农场或者乡村，皆学非所用，才能发挥不出来。历史系就通过多种途径和他们联系，将他们调进河南大学历史系来作为师资，效果也非常好。这里就以后来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的赵世超为例来说明问题。

赵世超（1946-），河南南阳卧龙区人，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0年毕业，被分配到河北定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就地消化”到“三支两军”办公室和县革委会任宣传干事，从事一般的文字工作，但他内心仍然非常渴望从事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他先是主动要求到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参加了河北定县八角廊大型汉墓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但在这里他仍感到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后来终于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理由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他1976年调入河大历史系到1985年远赴四川大学随徐中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近十年中，正是全国刚刚恢复高考，77级、78级、79级这些老三届的“胡子生”大量被招收进入学校，是河大历史系感觉师资最吃紧的时候。赵世超老师适逢其时，不但承担了本系自身无比繁重的基础课的教学工作，还承担起本校中文、政教等系的“中国古代史”公共课的教学任务。由于他基本素养本来甚佳，又舍得花时间认真备课，就成为当时系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这时的大学老师都知道，由于老三届学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宽广，自学能力强，所以他们的课最难上，常被一般教师视为畏途。赵世超能够迎难而上，收获如许的赞誉和口碑，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呀！

二是图书资料的进一步充实问题。

历史就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对话，研究历史的必要媒介就是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作为一个百年老校的百年老系，历史系的图书资料和文物资料本来并不少，特别是线装书，有成套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等古籍的收藏，大概比河南省图书馆还要丰富。但是其一，中外历史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资料的储备只有更多而没有最多，任何时候都有抓住机会增添补充的必要。其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事业的飞速发展，地下文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如各种简牍和器物上的文字不断被影印出版。它们以其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纠正传世文献记载的缺陷。当代如果不占有这种资料，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历史研究者。其三，更加重要的是，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历史和文物资料的电子化和微型化尤其重要。它已经不仅仅是告诉你现成的知识，而是你借助来研究和分析历史知识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就是各种类型的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购置。

当然在三十多年前我当历史系主任时，人们所看重的主要还是前面的两种资料，第三种资料的使用还受限于电脑的普及程度而尚未凸显。恰好在此时，河南省教育厅一次性奖励给历史系重点学科建设经费120万元人民币。我马上派人分赴北京、上海等地，采购急需的、成套的和因价格特别昂贵私人无法购买的图书，共花去全部资金的一半，达到60多万元（大概按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折算，能抵上现在的600万元）之多。比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全套精装文渊阁《四库全书》，比如全套的敦煌资料和马王堆帛书和简牍资料，比如带图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比如全套的中、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等等。稍后，历史系又购入带光盘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具有全文检索功能，对历史研究者更加方便。所以后来许多外校的参观者来了一看，对河大历史系资料室的“富有”表示出很大的惊奇，要知道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尚没有经费购入一套完整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我们重视科研，主要就表现在购买资料上的豪气和大度。因为有了比较完备的文献资料，就好比军队有了枪械子弹，老师和研究生们搞科研的物质基础就算奠定了，而且能带来相当久远的助推效应。

三是培育良好学风的问题。

一个富于优良传统的院系，必然是一座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殿堂；一所优秀的大学，必然具有良好的学风。但这又不是靠几位现任学校和院系领导的个人意志所能得到的，而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大师名家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然后自然而然地积淀而成。它的集中体现，就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学研究为生命，敬业尽职，孜孜不倦。我自从进入河南大学以来，深为这样的校风、系风所折服，并且还从许多老先生那里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和人格修养，然后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也尽力体验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争取成为历史系的一位良好学风的薪火相传者。

我在历史系主政之后，又适逢社会大环境和人际氛围的日益改善，在培育良好学风方面，基本上采取的是多做少说的方针。我知道，为什么河南大学历史系能够产生那么多令人敬重的学术成果？为什么许多名师能在这里实现精神深潜和思想高飞？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它都能坚持自己学术独立的宽松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受干扰的象牙之塔里，从繁纷复杂的史料之中，“用科学的方法探求出事物的真相、本质和规律”，以促成新思想、新概念、新见解、新意识的灵动而出。

学风建设体现在大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治学有关。不但在严肃的课堂上和学术讲座上，而且在教授之间的聚餐时，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谈心讨论时，在同学之间的寝室闲聊时，所想所说的都是学术界又有了哪些新成果，某某人的演讲有什么价值。往往是在这种亲切平等的交流中，就会在不经意间触发出思想的火花，甚至让你脑路大开。人们浸泡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但催生人的责任感，而且使人产生罪恶感。写出自己满意的论文，这就是责任；今天虚度了几个小时，就会产生浪费人生的罪恶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良好的学风。

四是改善办公和学习环境逼仄的问题。

一所大学的校园，需要宽敞清新的环境；一个院系的办公场所，也不宜太拥挤不堪。原来的历史系在十号楼的二层，中文系在一层，三层则混杂了好几个单位。这样的环境主要是狭窄、嘈杂，不管是学生上课还是老师备课办公，空间都严重不足。如历史系长年积累的出土文物不少，但都堆积在一间小屋子里，无空间就没法陈列展出，也发挥不了它应有的教学和科研作用。我记得自己到北京大学开会，看到他们的历史系就是设在被称为“二院”的单独的一栋楼房里，很是漂亮和惬意，因此我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河大历史系的“美楼梦”。

河南大学有一栋七号楼（博雅楼），于1925年建成。它四角斗拱飞檐高挑，顶层檐板彩色涂绘，色彩明丽，古色古香。楼高三层。一层墙面砂浆抹面，饰以横向凹槽，属半地下室。二、三层青砖砌墙，外墙面还贯以通至檐口的塔斯干壁柱。它整体呈“H”型，立面层次丰富，装饰细腻考究，具有既华丽典雅、又粗犷稳重的视觉效果，属于典型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比北大历史系的那栋楼更漂亮。它总建筑面积达到4350平方米，空间不小。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主出入口居楼体的中部东侧。整体设计周到，功能多样，可以作为理想的一座教学、办公合一的综合楼。

这里原来是图书馆的所在地，我想要学校也不可能给。但“文革”后学校又盖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大楼，七号楼就腾空闲置了。我找到当时的校办主任说，“七号楼是学校少有的一座古典建筑，分给历史系吧？好像我们最有资格”。校办主任说，“七号楼年久失修，楼中的许多构件都损坏了。另外屋顶、墙面也要重新修整粉刷，地板也得挖补油漆，维修费需要几十万。学校现在没钱，以后再说吧”。我仍不放松，就说，“如果维修费由历史系出，楼修好了分给历史系用好不好”？校办主任说，“那倒可以商量”。我又提议在七号楼的南边新建一座“文物馆”，以作为系藏文物的储藏、修复、陈展使用，也得到学校的批准。

到了1987年暑假，文物馆建好了，七号楼也修缮一新，万事俱备。于是历史系乔迁新址七号楼，文物馆正式陈展开馆，原图书资料和系藏文物也悉数安全转移。但遗憾的是，我已经在两年前（1985年）的5月奉调新职，即作为总编辑去筹建河南大学出版社，一天也没有能在七号楼的历史系新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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