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太行下的日子
文｜黄乐天
河南大学考古学2019级本科生
从收获玉米到花生，再到播种小麦长出绿芽，眼看着田野上的作物换了一次又一次，一学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也结束了。
这其实已经并非是第一次到考古工地工作了，而亲身经历开始布方到收尾工作的全过程，却是头一次。在这期间，我一共负责了两个5×5探方与一个10×10探方的全部发掘过程，历经了各种灰坑以及墓葬发掘的考验，体会到了犯错的遗憾以及百思不解的痛苦，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成功运用知识与积累经验的快乐。
孟州司家沟遗址是一处主体为龙山文化的遗址，坐落在河弯南岸的黄土塬上，本次实习也是针对此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发掘地点在村外的一处田地里，而我们的驻地设在邻村的村委院中。
提前到达的同学接车运行李
进行布方工作
考古发掘的方法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其宗旨不出“平剖结合，由晚及早”。当探方内渐渐有各类陶片冒头时，我与同伴也不禁提心吊胆，甚至不愿提取，害怕破坏了什么遗迹现象。事实上，小心虽是好事，但也不能因此不敢继续发掘。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考古，只有你想到什么，才可能挖到什么。”这句话看似玩味，实则通透，分析遗迹现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目了然的现象很少出现，更多的是需要在发掘中不断寻求线索与对遗迹废弃过程的不断思考，才可能解决问题。在考古现场，历史不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段，思考则是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笔者在工作
但有些时候受经验所限，遇见一些遗迹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探索古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是考古学者的终极追求。何努先生在《怎探古人何所思》中曾总结精神文化考古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包含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三个核心观，以及符号和艺术两个体系为框架。在发掘遗迹时，我也会追随着框架内的相关线索，试图复原遗迹的真相。这种思考过程是快乐的，它不仅仅是学科强调的求真，更接近于一种回溯历史的浪漫主义。
休工时，与同好在附近旷野间寻访古迹成了我的浪漫爱好，这些散落于荒野的古迹多被人遗忘，缺乏保护。图为一座形制特别的明清双孔拱桥。
笔者所发掘的战国竖穴土洞墓，与村落中明清地坑院窑洞古民居对比，形制上出于同源，正所谓“事死如事生”。走访老人得知村中民俗至上世纪墓葬形制依旧为土洞式，文化观念传承可见一斑。
在田野上，我也会清晰的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性。而我所理解的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核心正是农业社会。当在古老文化层中发现作物种子时，当我发现部分出土陶器形制直至今日依旧沿用时，我明白了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占据古代人食谱比重70%的粟、黍类食物，也是一种跨越千年的文明载体。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农业生活开始以后，才能有根有据地讲中国史……中国史要到农业开始以后才能辨认出来。”农业作为古代黄河流域坚韧的经济基础，礼法、国家、文明则由此滋生。
在田野中采摘的农民，不远处依稀可见太行南脉
时值秋收，驻地场院成为谷仓
来自南方城市的我常常会讶异于这些旷野上的祠庙，它们散见于各个村头或村尾。难以想象村中祠庙通过血缘与信仰，依旧是凝聚或区分聚落的核心力量。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精炼的总结过在儒道之外的“萨满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它们与早期中国“巫觋通天”的宇宙观一脉相承。
我愿意把每一次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看作是一此旅行，因为旅途中是可以改变心路历程的。当我每日结束田野工作，眺望发掘区时，不远处的南太行山脉清晰可见，这时一种无力感却油然而生，而这在书本上是体会不到的。面对一个不到20万平米的中型聚落，这短短时日的发掘丝毫不足以接近它的真面目——田野太广阔了，区区几百平米的两个发掘区渺如一粟，三个月来我好似耗尽精力，但却无法复原历史的真相，好似在地层中找到了很多，但真正理解的却又极少。田野考古一方面让我进一步掌握了考古发掘的技巧，觉得轻松简单，但另一方面却又让我认识到以揭露历史面貌为目标的考古工作是如此的艰难。
不过，或许正是这种艰难带来了求真的欣慰与喜悦，我依旧期盼着下一次的“旅途”。
离开前的当天，笔者与部分仍坚守着田野工作的同学、工人的合影
2022.1.20于江夏汤逊湖畔
（转载自：考古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