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麟，1922年生，辽宁大连人，日本历史研究资深学者。早年留学日本，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委员、开封市委副主委，开封市政协委员，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文委翻译处、教育部、高教部、河南大学历史系工作，长期从事历史教材编辑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迎来恢复性增长期。作为《日本学刊》的前身《日本问题》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彼时，各刊物大都有一批功力深厚的学者，办刊水平普遍较高。尽管文章篇幅偏短，来稿亦限于研究机构，但编者和作者均秉承“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在学术期刊这片沃土上精耕细作，“不为稻粱谋，不作名利求”。

《日本学刊》历史上首位审读专家

　　作为编辑出版链条的中心一环，学术期刊的审稿制度应该说在当时受到各个编辑部的普遍重视。它的具体工作包括期刊出版前的审稿和出版后的审读、阅评等流程，是论文和期刊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如今，审稿制度伴随时代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学术期刊全面引入“同行评议”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加强了对审读工作的组织领导，主管机关普遍建立了审读制度和专家团队，有效保证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质量。以此而论，在审稿制度中引入外部评议、聘请审读专家，《日本学刊》可以说是首开先河。

　　“《日本学刊》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学术期刊，我很喜欢这个刊物，感觉在同类刊物中是做得最认真的。以前是《日本问题》，再往前还有《日本问题资料》……”王继麟谈到，他是《日本学刊》的一名忠实读者，每次刊物出版后都会仔细阅读期刊内容并向编辑部反馈意见。最初，这位河南大学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只是作为读者不时会给编辑部来信，指出刊物中的错误和应改进之处。也就是在那时，编辑部和王继麟建立了密切联系。王继麟谈到，自己66岁退休以后还希望做一点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正式成为《日本学刊》的审读专家。

　　王继麟认为，作为审稿者，肩负的责任重大。编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但要区分偶尔疏忽还是系统性错误。有些编辑部没有注意到的系统性普遍问题，就需要审读者给予重视。提出意见时，也要有据可循，尤其是日本历史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有关名词、术语、全篇乃至全刊统一体例格式问题，王继麟也会在日常审读中一一提出，循循善诱地指导编辑工作，督促编辑提高水平和素养。

日本研究的立场

　　1963年末，毛泽东发出“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批示，日本研究随之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规模性研究渐起。河南大学也在历史系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后扩建为日本研究所，王继麟担任副所长。

　　王继麟认为，日本做研究通常细致入微，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则有“一般化”现象。“日本研究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日本这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非得研究而且必须好好研究它不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就是‘大陆政策’，目标对着我们，侵略、欺压中国。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应该很好地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当然应该研究，但对它的历史，要搞得更明白些”，王继麟谈到。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还是人才培养方面，日本史研究走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前列，这与前行者们的先驱性探索和奠基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这些年起起伏伏，日本研究该何去何从？谈到这个问题，王继麟说：“对于日本研究，我希望更深入一步，搞得更扎实一些。‘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做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他还谦虚地说，研究日本史，他的基本办法就是查阅相关资料，一切从史实出发。“研究日本，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指导，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王继麟的话掷地有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治学模范，王继麟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前总编辑、编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林昶